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至今约有一百八十年了。这一百八十年来，她指引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掀起了一次次争取解放的斗争浪潮，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最有影响的思想理论。但是，上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早已过去，本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还未到来，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现在除了中国以外，其他都国力尚弱。而正是中国，经历了曲折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又足以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借鉴的道路。这是一条必将引领人类社会实现最终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诠释，并付诸实践，其形成的巨大成就，令世界瞩目。回首以往，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初期，经历了阵痛；建国后的艰辛探索，更令国人难以忘怀。但是马克思主义最终与中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水乳交融、根深叶茂，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还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历史文化根源。
第一点，中国有着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传统，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分为三部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分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维逻辑之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恰有着坚实的朴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传统。
浙江上山文化遗址，有万年之久的历史了。考古学家们在对其进行挖掘的时候，出土了一批红彩陶瓶。在其中的几个陶瓶颈部，他们赫然发现了用黄彩描成的八卦卦象。这令所有在场的考古学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难道八卦所代表的易文化，有万年之久？而那黄彩描画的长短横杠组合而成的图像，分明是八卦卦象，决不是心血来潮和随意而为。考古学家们不由得为之肃然。
在淮河上游距今约八千年的贾湖遗址，发掘出一些大墓，里面常常可以看到一种陶棒和陶圭盘的组合，陶圭盘上有刻度。这是古代中国人用于测量日影、观察季节的简易工具，但在这么久远的遗址内发现，人们还是第一次。而把一年中陶棒在陶圭盘上的投影端点连线，是可以画出阴阳鱼形的。在这些陶棒和陶圭盘的组合旁边，考古学家们发现必定会有双片龟甲合抱在一起，里面盛有石子若干，这又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人用来占卜的一种方法。圭盘，龟卜——圭，卜，组合在一起，不就是“卦”字吗？再与阴阳鱼形相搭配，一幅八卦图像在人们的脑海中不觉浮现。
随着近三十年我国考古事业的大发展，在很多五千年以前的史前文化遗址内，均会发掘到一批不同样式和材质的圭、卜组合。可见，中华先民们研究八卦图像所代表的易文化久矣！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周文王画卦、作周易，而在他之前，是有着至少五千年的滥觞的。
易者，变也。她所反映的，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探求世界万事万物规律的学问。其蕴含的阴阳互根、此消彼长、对立统一、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中华先民们用于认识世界和自身、改造自然、推动生产的“独门秘笈”！
大家耳熟能详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得之东隅，失之桑榆”等典故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思危”“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和舍得思维，无不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其实这些思想已经深入我们的思维模式。
易学被中华学人们公认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诸子百家的学说，均可以从中循出易学的思维逻辑。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感叹：“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可以为天地母。”老子把这种在天地诞生之前就已存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的“物”，称之为“道”。其实是他把易所蕴含的宇宙万物规律，给命了个名字。孔子喜爱易经尤甚，《史记》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就是孔子坐在席子上读易，席子被磨坏了很多张。
正是在易学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模式下，中华先民们才在人类史上最早地走出了原始宗教的蒙昧。中华先民里的精英人物，清醒地发现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绝不能靠什么鬼神、上帝，只能由强有力的政权来组织实施。于是，在距今约四千五百年前，黄帝后裔颛顼大帝，断然把神权置于王权之下，由王来规范民众祭神的时节，并派大臣来解释祭祀活动中出现的现象。这开了人类社会的先河。中国历朝历代的君王和皇帝，无不效仿之，并进一步挤压宗教在政治活动中的空间。在各种宗教仍占据着其他国家人们精神世界、甚至影响其政权的今天，我们中华先民的早慧和睿智，不能不令我辈自豪！
可以看到，现今很多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规模较小、影响不大，与它们国内宗教势力强大不无关系。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德国，现代两个世界著名的总理：科尔和默克尔，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员。基督教、民主？这两个曾经势如水火的概念，竟然也能组成政治联盟，足以说明在现代强国德国的社会里面，宗教势力依然强大。如果这些国家的哲学观念特别是世界观不进行一番革命，马克思主义将永远无法在那里站稳脚根。即便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她也只能远走他乡。
让我们还回到历史上的中国。必须承认，自东汉以后我国自生的道教和西来的佛教，曾兴盛一时，但其不到两千年的历史，无法与万年中华易文化相提并论。即便明清以后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由他们的信徒来执掌中国的命运，全国人民也是不答应的。这是因为易学的义理，普通百姓虽然说不明白，但他们知道只有不断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求神拜佛只能是一种精神祈望而已，不劳动，连口饭都吃不上！当然，燧人氏钻木取火、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中华上古传说和故事，所带来的战胜自然、奋发图强的精神，在中国社会也流传甚广。这些传说和故事，给中华后生们传递的撼天动地、不断奋斗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意识，不知被他们多少人默默铭记。中国老百姓总是喜爱看“孙悟空大闹天宫”，为什么？这透露出一种敬天而不屈服于天、敬神而不迷信神的思维，要是没有强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基础，这种想法是不会产生的。你没听说过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世界里，流传着大闹上帝的神话故事。
我们中华先民，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传统。这也是易学产生的客观参照。在古代中国，历，专门指天文历法；史，才是人们主要的政治、经济活动的记录，即现在普通意义上的“历史”。从最早的结绳纪事时起，中华先民们就在记录着天文变化，探索着科学的历法，以指导生产和生活。他们还注意观察社会上出现的大事，及其与天文和物候现象的联系。易学知识，才有了初步的积累。如前所述，中国最早的卦象实物，出现在万年之前的上山文化遗址，那么，中华先民观天测地和记录物候人文的“历史”，还要更为久远。这种“历”，本身就是既客观又唯物的，没有任何主观和唯心的东西存在。再说“史”，传说黄帝就任命过史官，夏商周三代及以下封建王朝，都设有史官，记录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彼时的史官，还掌管着天文历法的解释和修订，职权有一定的国家机密性质，是君王和皇帝身边的要员。中国的民间修史和官修历史，其源远流长和翔实丰富，在世界上独此一家。历史唯物主义之厚重毌须言表。这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对历史的传承，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维护统一、再创民族辉煌的内心动因。《资治通鉴》自北宋诞生以来，受到了不知多少帝王将相、政治人物和学者贤达的喜爱，皆因她秉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从以往的治乱兴衰，给后人提供可资借鉴的素材。《资治通鉴》还明确地反对宗教迷信。
马克思主义同样注重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对世界历史的深入研究，哪来的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共产主义思想也就丧失了历史之基。
第二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一以贯之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理念相融相通。
中国自舜实行德政以来，德政和仁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所遵循的治世之道。她的很大方面，体现的是亲民、爱民和重民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后，《论语》中的“民唯邦本，本固邦宁”观念，自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统治者的尊崇。李世民曾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宽政爱民，才有了“贞观之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体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同情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毛泽东同志也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为口号，来动员人民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作斗争。他还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天安门城楼两边，有两幅标语，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边则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
可见，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理念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念，都是那么地“熟稔”和“亲切”。
第三点，实现人类共同进步、为全人类谋福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倡的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怀和理想。
神农尝百草，冒着百毒侵身的风险，不是为他自己，也不是为了哪一群人，他是为了天下苍生不为疾病所困扰。大禹治水，也不是为了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他心怀天下，踏遍九州，动员组织陌生的族群，在有生之年完成了治服水患的壮举，因此九州大地才广为流传他的丰功伟绩，各地的人民为他建庙立碑。中华先王圣贤心怀天下苍生，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为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儒士毕生的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宇之大，不可言表。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顾炎武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见，天下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亮点。这与西方惯有的侵略、奴役、渗透和颠覆他国的强盗思维，有着天壤之别啊！
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她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全人类。”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中国新时代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大同世界，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从上面三点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相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两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为高度契合，两者才能很好地结合，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会因此结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能在中国诞生？其实，马克思主义诞生在欧洲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尖锐之际，有着客观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这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念，与遥远的东方大国的一些文化精华，却是那么地相似，为什么会这样？近年来，一些历史学者的研究，逐渐揭开了其中的谜底。中国学界与西方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明朝中晚期利玛窦来华。此后，来华传教士把中华典籍中的很多宝贵的东西，翻译传播到了西方。在德国尚未统一之前，对应中国是康熙皇帝时期，德国出了一位百科式的哲学巨匠：莱布尼茨。他与当时已经在中国朝廷和民间有一定影响的传教士之间，通信十分频繁。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中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很多影响整个欧洲的哲学观点。后来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等人，都受到过他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对前述哲人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接受和创新提高。现在已经有中国学者提出，近代之前欧洲哲学思想的大爆发，实际上是他们站在中国古典哲学巨人（如老子和孔子等）的肩膀之上。今天我们不来深究这句话的对错，以上事实证明，确实有那么一个渠道，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精华，传播到了欧洲。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些人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吸收西方文明成果，是“西学东渐”之风；可在这之前，“东学西渐”之风也曾经吹了至少二百年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第一点，还是在文化方面，这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需要。
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年，自汉武帝时期开始，经历了魏晋玄学、两宋程朱理学和明朝心学等演变形式。但不管怎么演变，她维护封建统治的主要功能没有变。当中国封建社会再也迈不动自己沉重的步伐时，就需要一个有质的进步的理论，来推动中国社会发生质的变化，换句话说，中华文化到了脱胎换骨、重新焕发青春的时候了，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但当时的中国，缺乏这种点拨中华文化发生质变的思想基础，所以只能向外部世界来寻找。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所引进的思想，被事实证明与中华文化是“不契合”的，也不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却因为极端的文化不自信，而出现了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的思想倾向。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差点发生断层的危险。还好，新文化运动的后期，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买办的性质，决定了它在文化上，也是扭曲的。它一方面以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甘愿作帝国主义的附庸。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后，南京国民政府之内，上至总统，下至分管财政和金融的宋子文、孔祥熙及整个宋氏家族，以及张学良、冯玉祥等国民党大员，都成了上帝的羔羊。如果任由这种政府统治下去，绝大部分国人将成为基督徒，倘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往何处存放？她甚至会无立锥之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将会发生异变。
以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了中华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的客观状况，要注意扬弃；同时指出，外国文化中也存在有益的部分，要注意吸收借鉴。这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化问题作出的客观总结。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正在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民主联合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都在向外界展示着一个新生政权的不同凡响和勃勃生机。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了延安，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在国统区和欧美社会，印刷量爆增，延安的红色文化第一次得到了广泛的外部宣传。南洋侨领陈嘉庚，来到了延安，看到了这里的共产党领袖与国民党大员的截然不同，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联合政府，才是民族的希望。之后，他在南洋多方筹集款物，倾力帮助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左翼青年，都受到了斯诺和陈嘉庚等人物的影响，心向延安，有的不惜徒步千里，也要走到延安，加入革命的洪流。延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精神高地和文化高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
解放战争只持续了三年，握有大量美援的国民党政府，就兵败如山倒了。又过了一年多，中国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的军队，及其仆从军，打得败退六百里，世界为之哗然。在抗日战争中曾与国民党军队有过合作的美国将军弗里曼，对《纽约时报》的记者感叹到：“他们（指志愿军）已经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了。”
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扫近代以来的迷茫和不自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昂扬向上、充满自信，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深信不疑，对“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深信不疑！这不能不说是伟大建党精神以来，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抗美援朝精神等红色精神共同浇灌的结果，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功劳。中国革命中催生的革命文化，为人民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并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辛探索，新时代的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这里既有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因素，也有我们工作抓地不够的原因，还有国外敌对势力渗透捣乱的成分。正如二十大报告所讲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赓续红色精神等革命文化，才能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另外，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还在于她第一次给人们赋予了唯物主义的标尺，来审视中华传统文化。
前面第一个方面讲过，中华万年文化，有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她们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但是，民间的一些迷信行为总存在着。自东汉时起，道教产生和佛教传入以后，经过长期的磨合，它们与儒家思想“竟然”和合共生了，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儒佛道兼收并蓄的文化状况。儒家思想自宋朝到明朝，唯心主义的思维也在不断增多。现今社会，仍有一些历史上在中国存在的宗教，自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四处宣扬，有的还出国交流，让人看着很不放心。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长期不能以唯物和唯心为标准，来评判其中的精神成果。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现在正行进在时代化的道路之上。我们确实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为标尺，来衡量和审视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了。因为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不能对唯物和唯心的思维观点不加区分，总不能泥沙俱下地继承和弘扬。如果这样，我们继承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也会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格格不入，其延续性将值得怀疑，其契合性将无从谈起。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优秀”的评判标准，应该至少满足以下条件：
是否照顾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否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是否具备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的立场。
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标准，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
正是因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所以我们在看待中华传统文化时，一定要保持“文化敏锐性”，对唯心主义的东西，当警惕之、摒弃之。只有这样，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激浊扬清，一路浩荡前行，不断发展和进步。
第二点，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国民经济，解放生产力，新中国建立后也进行了长期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现代国际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再实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是完全不能与国际社会对接的。就中国而言，再倒回去补资本主义经济的课，也是完全行不通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掠夺性，给资本所在国的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带来过痛苦的记忆。发展到如今，演变为金融垄断资本对全世界的搜刮和侵夺。中国不会、也不能走上这样的道路，因为中华文明历来具有和平性，不以侵略、掠夺他国作为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也不允许中国走上这样的道路。
前两年有个在中国成长、具有国际影响的网络科技公司，把发财的主意打到了中国广大菜农身上。先是通过一个个超市，把菜价拉到极低，让以其他经营方式特别是散户经营的菜农，卖不出去菜而面临破产。中国政府及时洞察了这个公司垄断菜市价格、最终损害人民群众的企图，制止并处罚了其经营行为，中国的蔬菜市场惊险地绕过了一个急流漩涡。这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是办不到的。这也说明中国在经济上日益成熟，对很多经济行为的性质，认识是到位的、反应是及时的。中国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坚持的主体经济形式，就是公有制，并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存在。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分析立场，是不会摸索出这样独特的经济道路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就是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我们同时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商品的价值得到及时的体现，并与国际经济大环境互联互通。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让人民看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做到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普遍真理为指导，在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点，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需要。
192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时的他，才三十岁出头，在广州国民政府里代理宣传部长，位不高、权不重。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出了深刻的剖析，以他们各自所处的经济状态，来勾勒出他们的政治立场。其分析的阶级和阶层之多、之细，前无古人。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分析，十分地精确。它的一部分，成长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另一部分，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立场摇摆不定，有的因为还存在某种幻想或者被政治欺骗，容易被反动势力所利用；有的则不堪忍受经济压迫，而选择了与人民合作，但这种合作是需要冷静对待和时时注意的，因为这部分人的革命立场同样不坚定。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期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团结了最广大的进步力量，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与最反动的势力作斗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近一百年过去了，他们的成功对我们现在有没有借鉴意义？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绝不能再出现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他们再富有，也只能是以悬殊的贫富差距对内压榨人民、并对外接受帝国主义摆布的工具。日本、韩国和很多欧洲国家就是例证。中国也不能出现不受社会主义体制约束的民营经济，没有这种约束，它们会野蛮地生长，给中国社会留下无尽的创伤。
没有了这些阶级存在的经济土壤，有些人却还在向往这种经济土壤里生长出的政治“花朵”——多党制。这说明，反映这种阶级立场的意识，还在国内某个角落存在；国际反华势力，也在利用和怂恿这种意识，妄图在政治上对我进行颠覆。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成果。这种政治制度，从历史上参照了中国的国情，把以往的治乱兴衰都考虑在内，是一种高度统一又不断革命进步和创新发展的政治制度。她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期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其他参政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一切爱国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也完全符合中国复杂国情的需要。
今后，我们仍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中国各方面的政治制度，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强大政治保证。
综合以上两个大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忠实地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与万里之外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心灵碰撞”。要不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落脚之地。中国共产党为这两种伟大的文化和思想之间的结合，做了一个最合格的媒介，发挥了最充分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信仰和践行了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满足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双河派出所 王志来）
